咸阳市市民文化中心地处咸阳市北塬新城核心启动区，南临五陵塬，北接北塬新城行政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155，000平方米，包含了不同功能的九大文化场馆。
文化中心九个不同功能与性格的文化场馆并置在一个共有关系之中，并且同时满足九个场馆各自相对独立的管理区划。科技馆、减灾馆、妇幼中心和青少年宫以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为主；图书馆、档案馆、规划展示馆和群众艺术馆以展示与教习为主；而大剧院作为文化中心的核心文化功能，承担了频繁的演出与接待活动。与此同时，文化中心还需要配置大量的配套服务功能和停车设施以支撑九大场馆日常的使用。庞杂的功能需求、交织的流线系统，构成了文化中心的日常使用状态，也承载了各个使用方的莫大期许。
度量衡——基于身体的尺度
我们思考的第一个重点是：作为昔日秦文化中心的咸阳，能否从现今普遍的文化叙事的鸿篇巨制中跳脱出来，重新回到“度量衡”时代基于人体尺度的布局谋篇？
在11.9公顷的用地之上，建造一座面积达到十五万平方米的九馆合一的文化综合体，不仅于咸阳，乃至全国范围也鲜见先例。超常的规模与宽阔的占地带来的最大风险便是尺度问题。
我们将除大剧院外的八座场馆分为两个环形组群，一组占据东北，一组占据西南，大剧院则以独立完整的体量落于两环交织之处。这样就将原本过于开阔的场地分解为西北、中部、东南三个尺度较为合宜的区域。同时，它使开放空间以层层交叠递进的方式铺展开来：从起始处的沉稳含蓄，到中部的起承转合，再到结尾处的自然舒朗，完成了从文化广场、文化内院到文化公园的渐次过渡，这也从客观上消除了我们一直担心的对称轴线关系的出现。于是，设计向一个真正引入日常性的开放场所逐渐靠拢。
九个适宜的体量以相对均质的状态并置于场地之中，以相似的表情相互对望，每两座场馆间均以平行的倾斜关系产生出若即若离的张力。从而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建筑自身的空间叙事。亲疏得宜，有度有节，行合趋同，和而不同。
之后，两组最高处为12.8米的环形的台地被自然的引入，使原本松散的群落聚拢成相对整体的叠套双环，带来稳定和连续的空间认知。大剧院则以独立完整的体量在两环交织之处由下部斗状结构托起，成为略为突出的中心区域。
在这样一个由合宜的建筑尺度控制的场域中，空间形态均以抽象的几何形体呈现。相较于本体的个性凸显，关系的处理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如黑白两色的棋局，棋子本身没有本质的差别，每个棋子的作用是由进入棋盘后的具体位置以及棋子间产生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它们的码放方式、移动方式体现中国式谋局的智慧”。
文化涟漪——并置产生的交集
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重点是：咸阳文化中心能否从常见的主从关系与轴线秩序中跳脱出来，实现一种相对分置与并存的状态，进而将并置产生的交集作为设计的突破点。
文化中心九座场馆统和在文化长廊和文化内街的系统之上，文化长廊从地面抬升至12.8米，与环状的屋顶平台相通。文化内街从地面下沉至-6米，与地下影城和商业设施相连。这不仅在水平长度上增加延展了九馆与外界的接触面，同时在立体层面上增加与外部的关联度。
文化长廊应对了咸阳季相分明的气候特征，保证了全天候的使用可能，这在北方地区显得尤为重要。三层通高的长廊在各馆之间建立起视觉和行为的关联，同时也形成了真正的空间共享。约占场馆面积百分之十的文化长廊成为日常展示、活动发布和观众休憩的场所，各个场馆的空间界限无形中被扩展到整个长廊的范围，形成生动有趣的交集。虽然场馆各自的公共门厅规模相应缩小，但考虑到举办活动时各场馆可以使用整个文化长廊的面积，这个提议顺利地得到各场馆使用方的认可。高达10米的悬挂式全玻璃幕墙将文化长廊与各场馆进行空间的分划，在视觉连贯的前提下，保证文化长廊的共享性不受局部场馆闭关的影响。这种做法也避免了一个尺度过大的共享大厅的出现。因为在人流量集中的情况下，一个带型的、多入口的文化长廊要远比一个人流交错的集中大厅有效安全。据说文化中心开馆当日进馆人数达到三万余人，文化长廊与文化内街的存在，有效化解了人流量带给各场馆的冲击。
漫步长廊之中，图书馆的"书墙"、档案馆的"宝匣"、规划馆的"临眺台"、群艺馆的"八方连桥"、科技馆的"绿植墙"、减灾馆的倾斜墙体、妇儿中心的"清流"、青少年宫的"魔术盒子"和"彩虹桥"渐次呈现，如同不断延展的文化长卷。
游目观想——简单的多样性
我们思考的第三个重点是：咸阳文化中心的文化体验能否不再依赖于建筑单体的丰富度，而是建立起立体交织的复合路径网络，以实现“弥漫性探索”带来的丰富观感。
市民文化中心九馆相似的体量与形象在最初的竞标过程是颇具风险的，很可能由于各馆的辨识度问题遭到质疑。但我们相信九馆激荡起的文化涟漪足以激发扩散成丰富完整的文化图景。
并置产生的交集，在随后设计过程中慢慢展示出自发生长的优越性，其产生的丰富度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因势利导地将场馆多样化空间与功能需求与这一体系相关联，便自然生长出文化中心内部无限丰富的空间与形态。
文化长廊在南北区各自场馆之间建立连接和共享，将原本空旷场地的划分为广场、长廊、门厅等的多层次空间，同时提供了屋面的自由行走空间:从西北的集会广场可以无阻碍地自然行进至南区文化长廊的屋面，并通过两环交错的高差处理自然上行过渡到北区的文化长廊屋面或下行回到大剧院的入口广场。文化内街是与文化长廊相互耦合的空间系统。
两者时而并行、时而相互贯穿，在建筑群内部创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文化内街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层次:地面层环绕大剧院，派生出的天桥自然地通过穿入两馆之间的缝隙与文化长廊相连，下沉的部分直通地下一层，展现出南北八馆完整的立面，同时扩展了地下服务空间的开放界面。文化内街内外相连，四通八达，上下穿行，处于多个标高系统的路径相互跨越、关联并与九馆自身路径相交，呈现立体交织的路径网络。这渐渐趋向于我们理想中的“弥漫性探索”的状态。
同时,为了增强这个复合的路径系统的辨识度,我们有意使大剧院的立面产生不同方向的表情变化,有别于南北八馆陶板覆盖形成的统一界面。双面石材幕墙形成的朦胧界面根据内部的公共空间的位置调整其通透度。这种内部空间抽象外化的方式,使大剧院的立面成为复杂路径中的参照物。
在这样的路径系统中，行进的体验如同徐徐展开的长卷，景象以步移景异的方式逐渐呈现出来。而最终，这些分别悬置于意念中的对象通过文化精神的法则和能体现这个法则的心灵去组织、去感悟，从而达到所谓"游目观想"的意境的层面。
清交素友，比景共波
咸阳市市民文化中心刻意规避了大开大阖的激荡之作，而更关注谋局的智慧，通过合宜的尺度和关系的建立，让看似简单的个体相互间因借生长，保持着适宜的距离和张力，不断发展成为和谐共生的复杂系统，渐次扩展出丰富的空间体验，这恰如“清交素友，比景共波” [3]的关系，是为关系的建筑学。同时，它用一个完整的谋篇过程证明了在现代城市的功能、规模和体量需求下，中国传统的谋局智慧的有效性并且展示出其进化生长的潜能。
